而群体内部对于纠纷的化解并不是纯粹的以事实为基础，也不是直接以单个、独立的个体为前提，而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本位。
国家在国际人权公约下针对个人的义务具体可以分为承认、尊重、促进和提供、保护的义务。换言之，人权在国际人权史的变迁中，自从人权的提出，只不过是乌托邦美好社会的憧憬，但无法实现。
国家应以积极的方式制定法律，具体化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通过法律规范的具体条文将各项基本权利明确化具体化，以充分保障人权的实现，履行国家立法义务。换言之，个人和公民的人权的实现，端赖于国家对人权的履行。从客体上，是国家公权力的行为和不行为，国家公权力的作为与不作为则是研究人权义务的重点。乌托邦的原词，是由两个希腊语的词根组成：u是没有的意思。乌托邦之名来源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不朽巨著《乌托邦》的借用。
塞缪尔·莫恩在书中提出当人权超越了人类希望，进入以人权当幌子的政治议程时，我们必须持有更为警惕和审慎的态度。当国际人权法逐渐绳准一些国家的恶政之时，个体权利的道德观也将取代政治幻想。历史社会法学的问题意识及其前瞻性导向 黄宗智先生尤其擅长总结中国历史中的各种悖论现象，譬如其经济史研究中提出的著名的没有发展的商品化没有发展的增长内卷型商品化没有城镇化的工业化，以及其法律史研究中所提出的诸如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和抱合道德实用主义等概念，都是其从实践到理论再返回到实践检验的历史研究方法典范力量的体现。
悖论社会中的法律实践逻辑 黄宗智先生研究法律史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深刻讨论了法律在作为悖论社会（paradoxical society )的中国所呈现出的悖论形态。本文原刊于《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03期。而实践论的调和主义态度，则可能带来对史料选择性的裁剪和拼接。中国改革后期以来，正是通过各种特殊的法律制度安排，形成对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极为特殊的保护形态和法律界定。
相反，在他看来，各种法律本土派和模式派的实践论，恰恰由于其只是回顾性地关心司法实践和无视前瞻性的法律准则，无视前瞻性的价值规范，所以只会陷入盲目的保守从而在根本上背离真正历史的实践逻辑。农村劳动力跨越城乡和地域的流动不是某种自然化与合理化资源配置的结果，而是基于国家法律政策的积极塑造和特殊安排所形成的人为法权结构，大量产权改革一方面大幅度降低了各种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由其产生的负外部效应也被不成比例地转嫁到各类法律上的失语群体 (如农民工)。
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既有现代官僚行政科层制从属于传统行政法规范的成分，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既高度集权又深度渗透社会却不隶属于国家公法规范范畴的党国全能体制。法律作为维护规范性期望于不坠之地的一种特殊实践形态，本身就要求以一种不学习和不顺从实践的态度来维持这种规范性期望的持续稳定。在黄宗智先生看来，作为其历史社会法学的意旨，探索成文法律的实际运作，需要将其置于社会情境中来理解，而社会情境的一个关键变数，就是不同阶级/阶层以及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的身份差别以及上层和下层间的阶级差别。这不仅是指法律实践在中国经常违背形式理性法所预设的应然逻辑，同时也指向一双双相互矛盾、有此无彼的法律现象的并存。
在黄宗智先生看来，新制度经济学和形式主义法学都没有考虑到这个基本的制度性因素。而如果把握不好，则可能蜕化为对现状合理性无批判的承认。以此来安定一个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意义上的历史实践的可持续性。这个由多重悖论所组成的错综复杂的庞然大物，形成了一个难以被传统形式主义法学所概括和阐明的复杂法权结构。
中西方法律传统的混合既不会是简单的全盘西化过程，也不会是简单的传统延续的过程，而是两者的并存和互动。古代法律、革命法律和从西方引进的法律组成了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这三大传统并存的经验实际构成了一个对于简单历史和理论框架而言难以融合的法律悖论现象。
这也是各种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观念力量在形塑法律历史过程中的真正力量。而地方政府正是借此利用非正规廉价劳动力以及各种各样的非正规补贴和优惠（包括法律政策倾斜）来吸引外资和内资，由此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奇迹。
它们充当了历史车轨扳道夫的角色，通过对道德与正义原则的历史追溯和弥新解释，以此来塑造历史并改变历史的轨迹，从而赋予采取不学习和不顺从态度的法律实践以道德方向指引的驱动力。而黄宗智先生对中国当代政体的考察也特别强调了其悖论化特征。这种具有等级分化意味的法律形成了一种系统化的社会排斥机制，因而与各种新自由主义的乐观法律想象形成了鲜明反差。在他看来，整个中国法律体系其实正处于一个前途未卜的交叉路口和危机形态之中。他认为我们可以在翔实可靠的经验证据的基础上决定对不同理论及其不同部分的取舍，结合多种理论传统中的不同洞见，进而探寻和建构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正是通过这种反对和抗拒日常实践的姿态，来承担其作为法律系统的特殊功能。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基于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和小农家庭财产制的特殊安排，确保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临时性、半正式和非正式农村劳动力可以持续被城市资本以低成本吸纳，从而可以提供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根据黄宗智先生的研究，自1985年以来，低报酬、低稳定性、低或无福利、没有国家劳动法律保护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已经从所有城镇就业人员的3.5%爆炸性地扩展到2010年的 63.2%。
虽然是出于善意，但有可能导致理论和历史的死亡只有聚焦于种种二元悖论间的并存和互动，关注其间的连接和媒介，才能把握历史演进的真实逻辑及其未来发展的走向。
而是伴随中国社会经济变迁所形成的具有悖论和矛盾身份重合的秩序形态，一种既巩固城乡等差身份又极其鼓励其持续流动性的法律格局。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法治进程，预设了整合于统一的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产权形态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法律发展的历程，通过法律人和法律职业者的理念塑造，提供理性经济人在商品交易和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基础法律保护。
这些实践论可以表现为各式的法律现实主义、实用主义或社会科学分析乃至教义论，其思想光谱可以涵盖从左翼到右翼的模式论、本土资源论、法律史研究、法律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法学的各种版本，而其共同的特征则在于都陷入一种简单的回顾主义和本土主义，无视现有法律体系的缺点，并无视当今法律全球化中的一些必然的共同演变趋势。中国当代法律关于人的形象的预设，按照黄宗智先生的概念，其表达与实践显然存在严重的背离。黄宗智先生始终是以中国历史语境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为关照的意旨。真实的形态，既不是形式主义法学预想的城市中的理性经济人和法律人，也不是本土资源派浪漫想象的无需法律的秩序。
既可以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也可以是康德式的。而这种切除了历史—政治关怀视野的技术主义法学路线，因为可以回避对复杂历史和政治问题的总体考察，同时又由于其符合学科专业化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潮流，并容易配合于各种学以致用的法治建设工程。
这种来自历史发展的绝对命令，似乎足以取消对法律发展和法律正义问题的批判和质疑。在黄宗智先生看来，作为其历史社会法学的意旨，探索成文法律的实际运作，需要将其置于社会情境中来理解，而社会情境的一个关键变数，就是不同阶级/阶层以及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别，特别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的身份差别以及上层和下层间的阶级差别。
法律作为维护规范性期望于不坠之地的一种特殊实践形态，本身就要求以一种不学习和不顺从实践的态度来维持这种规范性期望的持续稳定。因此，它就能特别顺利地和自命为科学主义的法学研究前见达成某种理念同盟关系，从而培养出各类犬儒主义的法律技术专家。
三是市场化转型下出现的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体系的发育。在黄宗智先生看来，今日中法学界的分歧表现为西化主义和本土主义，一方强调西方法律的普适性，另一方则强调中国历史与实际的特殊性。理论和实践成了完全分离的两张皮，而无论是理论上的认知努力，还是田野调查或史料的钩沉，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内在的困境。实践逻辑不可能都是合理和正义的，因此实践逻辑当有善与恶之分，而对于作为稳定规范性期望的法律制度而言，其本身就具有极为强烈的应然色彩，因此就更为需要具有前瞻性和批判性的原则标准提供对其是否从属于良法的判准。
近现代中国的一个给定前提就是中国与西方、历史和现实、习俗与条文的必然并存，所以我们必须超越在理论与经验、表达和实践以及中国与西方的二元之间作非此即彼的抉择，而要借助西方的经典理论研究和强有力的概念描述，去把握实践历史逻辑中实际的二元并存和互动。而黄宗智先生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出路。
他是真正将自己置于中西思想和文化并存的矛盾之中，将自己置于由古今中西之间所形成的种种历史张力的漩涡地带，在历史张力和历史悖论之中探寻历史发展的建设性动力。这种具有等级分化意味的法律形成了一种系统化的社会排斥机制，因而与各种新自由主义的乐观法律想象形成了鲜明反差。
中西方法律传统的混合既不会是简单的全盘西化过程，也不会是简单的传统延续的过程，而是两者的并存和互动。既可以是儒家主义的，也可能是马锡五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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